第583章 建设时代（(二)
第583章 建设时代（(二)
漫天的鹅毛大雪簌簌而下,北京城的房顶、大地和树冠上都被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，极目望去远近大大小小的烟囱滚滚白烟接天连地，让这如万物俱籁般的世界动了起来。
而从空中俯看整个中南海,除了不时有一队扛着步枪，排着整齐队列的卫兵在大雪中踏行外，同样犹如一幅静止的雪城图,古朴而又宁静。
与室外的寒冷相比,此刻的西花厅里却是城中人家—样温暖如春，以至于总理和前来汇报的供销社主任杜逢民都只穿了冬季常服，外套却是挂在了一旁。
两人相邻而座,总理的手上正握着一份文件，只听杜逢民汇报道:“1969年全年,供销社批发总公司总体销售业绩比上一年度下降了17.81%，部分地区的个别供销社出现了销售困难的情况,还有就是一些国有工厂不按双方此前约定的合同办事,推迟交货或少交货。”
“特别是春节期间，地方所属的供销社和国有商店的销售,也比往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，我们担心如果这种情况持续,今年可能还会出现进一步恶化，到时供销批发公司的业务可能将出现难以为继的情况。”
总理翻了翻文件,思索着问道:“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?”杜逢民回道:“主要是前年开始，允许国有企业向私营个体商人开放批发导致的。以前那些商人只能从供销批发公司进货，现在他们可以直接向国有工厂下订单,他们进来货后大肆向市场投放,不仅冲击了供销社的业务，还对市场造成了冲击。”
“根据北京、上海、沈阳、哈尔滨、南京、武汉、广州几个重点城市的供销批发总公司统计,含布料、毛线、铁锹、锄头、成衣、门锁、钮扣、缝衣针、毛衣针等再内计136种基础商品价格出现了下跌,这又使得供销社的利润减少，对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冲击。”
总理目光微微一动,他立即就听明白了怎么回事，但还是问道:“是不是个体商的售卖价格比你们便宜。”
“是的。”
总理又问道:“我记得当时的政策规定，个体商在国有工厂的批发价要比你们高5%到10%甚至更多些，你们应当是有价格优势的,为什么他们卖的还会比你们便宜呢。”
杜逢民面有尴尬的回道:“总理,不一样啊，虽然个体商的批发价比供销社贵，但是销售价比供销社便宜啊，就以缝衣针为例，一包25根，工厂给借销社的出货价为二分五，全国统一零售价为八分,批发价为六分，这一价格是国家恒定的。”
“而现在个体商的一包批发价为三分,但是那些个体商卖的价格低,他们私下一包对外批发只卖五分钱,价格直接比我们便宜了一分，如果我们同样做,那么利润就没办法保证，因此根本没办法与他们比价格。”
“还有一些奸商更过分,他们将一包25根拆成20根，卖四分钱,这么一拆都不用加价，就赚了一分六厘的差价,还买一包送—根,老百姓觉得划算就去买他们的，不买供销社的，导致供销社的缝衣针都卖不出去。”
“—些个体商甚至直接搞起了批发,他们几个或一群个体商集合起来，凑成一个大订单然后向国有工厂订购，再进行分销,这又抢起了供销社的批发生意,过去从供销公司批发的一些私人商店、小摊小板也不从我们手上买了，导致现在供销社的一些生意都做不出去。”
总理微微点头:“零售比供销社便宜,批发也比供销社便宜，你们的生意做不出去也正常,这个事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?”杜逢民身形一动，立即向总理说道:“总理,这是投机倒把啊，严重的干扰了社会工商业品正常价格秩序，这种行为应当进行打击,击如果再这么搞下去，别说供销社了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商店也干不下去了啊。”
‘投机倒把’这—称谓早在49年或更早前就有了，但是正式确定为罪名,还是49年之时,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规定，囤积居奇为投机，玩弄价格为倒把;50年中央贸易部也做出了规定，‘买空卖空、投机倒把企图暴利者’为投机商业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投机倒把逐渐政治化，已不是简单的犯罪,而是政治罪行,因此以前个体商的批发，完全来自行供销社批发公司，国家在全国每座城市都设有供销批发总公司。
中央总供销总公司由供销社合作社总社统一管理，省设省级总公司,然后是地级和县级设批发公司，如此一来形成了中央、省地县四级管理,垄断了全国的商品批发，这可不是小生意,是一块大大的肥肉，滋滋冒油的那种。
然而自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,国有工厂正式开放五大行业民用产品个体订单以后，市场就悄悄出现了变化，但一九六八年的变化还不明显，毕竟一个新政策出来，到它被全社会接受这中间还需要一段时间。
但是从一九六九年开始，随着个体商人摸清楚了中间的门路后，情况就变得截然不同了，在他们看来,哪怕国有工厂的订购价比供销社贵,但他们依旧划得来,而且利润空间非常大。
还是以一包缝衣针举例,同样25根，个体商过去的总利润就恒定在两分钱，有些为了促销会卖得更低,甚至只有一分钱,但现在不同了，三分钱从工厂订购来,从三分到八分,这中间有五分钱的利润,换成任何一个数学计算水平正常的人，都知道该怎么做。
个体商会计算,老百姓同样会计算,你国营商店或供销社一包针卖八分，人家个体户私下批发卖六分或者五分，单售明面上也是八分，但是买一包人家送五根,你让老百姓怎么选?
那么问题来了，国有商店或者供销社降价行不行?答案是不行,因为价格是国家指定的。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后，国家的商品价格是统一的,统一的批发价，统一的销售价。(各地区不同价格略有不同，但每个地区统一)在这种情况下，个体商的价格也不能随便卖，一包针国有商店价格八分，你就得卖八分，卖七分那就是犯法，但商人有商人的办法，他们为了与国有商店、供销社抢生意,我一包卖八分，但是一包赠送别人几根,这不犯法吧。
此前对于这种漏洞,供销社当然知道，不过影响不大，毕竟商人卖得再多，他们的批发货源始终在自己手中，就算自己零售少了,但是批发就找补了回来,且销售量比此前更多，不仅没啥损失反而赚得更多了，所以当然就默认了这种行为。
不过现在不同了，国有工厂开放订单后以后，个体商可以直接向工厂订购,这一下子要了供销社的老命,无论是地方供销社还是国营商店此前都是靠垄断被动销售,但人家个体商不仅主动销售,价格还便宜。
杜逢民主任是苦水一顿倒,都怪那些无恶不作的奸商的啊，是他们哄降物价，导致商品市场价格体系被破坏,供销社和地方国营商店搞得是生意都做不出去了，对于这种投机倒把、公然抢国家利润的恶劣行径，必须要坚决彻底的予以打击。
只是他的话说了半天,总理却是并没有予以支持,问题的根源在哪里,如果放在以前这恐怕确实是一个恶劣的行径，甚至要上升到国家高度进行政治打击，但是自从他认真的看完市场机制的相关经济学书藉,又与张培刚、方叶等人讨论过相关问题后，认知已经完全不同了。
问题不在于个体商人身上，只要他们不是囤货居奇、哄抬物价，那么在市场价格竞争机制下，这种情况就必然会出现，新中国刚解放那会儿，商人是哄抬物价，现在人家是哄降物价,那么问题来了，物价降低了是好是坏?
很显然,从经济的角度来说,物价在正常的价格范围内波动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行为,缝衣针出厂价一包三分，个体商无论是私下非公开的五分或六分批发，虽然就法令条例上面来说确实是违令违例了，但这同样不是个体商的问题,而是过去的相关法令条例存在问题。
同时,这也在说明，过去全国国有化下的价格机制是不正常的,这个话早在两年前,方叶就向总理说过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，要么高估要么低估。
就以缝衣针来说，它的市场价格就是高估了，两分五的出厂价，全国统一销售价却是八分，其价格高于出厂价两倍有余，这个价格根本不合理，这世界上哪有200%利润率的?纯纯就不符合经济逻辑嘛。
从另一个方面说，作为—种时下的民用必须品,老百姓家里缝缝补补，针头线脑根本少不了，而在必须品上加以不合理的价格，那么这样的价格就是对老百姓的变向剥削。
这样的商品还不少，比如小号搪瓷茶缸一元一个，相当于四斤多大米，是中等农民家庭,年总收入的一到二百分之一，是一个农村劳力月开支的二到三分之一，能买二尺四寸布，够给小奶娃缝套夏衣了。
因此，以当前人民币在国内实际价值,缝衣针一包正常零售价应当在三到五分，小号搪瓷茶缸不应高于五毛，水瓶不应高于五元，普通热水瓶二到三元是合理价，但现在仍旧再卖七八元（(比此前降低了二三元)，相当于六十多斤大米，仍旧离谱。
比如，农村家庭富裕之家孩子结婚时陪嫁两个热水瓶,还得在上面绑上大红花，摆在显眼的地方,这不是来搞笑的，要知道印花的铁制热水瓶，一只十几元，高级的得到二十多，妥妥的高级工业品,不是一般人家能买得起的，至于三转—响，那是城里富裕人家才配置得起的。
只不过相比起以前,现在无论农村还是城里,这种富裕的家庭越来越了，所以市场上的零售商品和普通工业品销量比以前要好,但这不表示价格体系是合理的,相反的十分不合理。
过去两年来,国家要做的调整，就是逐步打破这种非正常的价格体系，但是直接从源头的生产物料下手显然又不合适，主要是损失太大,那么就只能引入销售市场价格竞争机制，这—做法的主要好处在于，在生产端价格相对不变的情况下，促使销售市场价格变化。
而向个体商开放国家工厂订单就是最直接的举措，将原本处于国家全面垄断的销售推向市场，由他们间进行相互竞争，这一竞争有得利方是国有工厂和老百姓，次利方是个体商，而很明显国有商店和供销社如果没有好的应对措施,那么必然会在这轮竞争中损失惨重。
除此之外，—九六九年开始,国有企业也开始要面临民营企业的竞争了，不过这个过程没有供销社来的这么迅速,毕竟现下民营企业才刚刚开始发端,生产资料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,民营企业想要对国有企业构成挑战还不现实。
一九六九年，全国新增民营企业(不含庆州地区)，共655家,全国平均三到四个县才一家，这些民营企业多数都是此前公私合营时的股东，他们手中有国家分红利息的钱，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个体商爆发户，这些人完成了首轮原始积累，拥有创办企业的资金。
谁得利谁支持,谁失利谁反对,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，总理自然也知道,但是国家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计较国有经营单位一时的得失,这个政策的背后更宏观的目的,是为了向全民进行一轮利益分配。
过去这个分配得利的利益主体是国家和工人阶级，城市普通居民、手工商业者、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外，甚至农民是所有阶级中,被单方面收割的一方，粮食价格低、义务劳动多、工商业品消费还要被收割一轮,对于全国农民来说,其景象可谓惨绝人寰。
然而，一个现实情况是，这种收割,割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发现越来越割不动了，全国工人阶级四千多万，他们的工资水平与支出也不低,过去国家从他们身上搂钱过来发展，这使得工人阶级事实上也没多少钱可以消费，社会主要消费市场很快饱和，各种工业品卖不出去。
至于广大农民身上，那就更割不动了，农业等主要产出国家割了十几年,义务工也割了十几年，部分地区的贫穷农民变成了赤贫,一家人穿一条裤子，除了一条破命外,也没啥可割的。
光发展不分配,或者有限分配、不合理的分配，造成了国家发展出现了问题,这些年来国家大力发展工业,全国各类国有、公私合营工厂已经有29万家,全国具备一般工业品消费的人群约两亿,但平均一家工厂的产出,所销售人群不足七百人，想想有多可怕。
几年前,全国工厂还只有24万家时,方叶将计算器一按，然后递给了总理，当时将总理都给震住了。
虽说这种平均算法极不客观,但是也可窥见一斑，也就是说制造工厂太多，而销售市场太小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不是要建更多的工厂，而是要看工厂的全国分布合理性，产业的完整性以及工业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工商业品的丰富程度。
由此,方叶指出全国工业升级已经是不得不做的工作，而且发展第三产业也迫在眉睫,若将工人就业主力都放到了第二产业上，再继续这样发展下去，制造那么多东西给谁用是一个大问题。
因此过去的八年间，粮食的收购价格已经提高了三次，工人的工资水平,每年都以2%至10%在增长,过去工业重复建设的问题也提到了国家的高度,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举措，一直到1969年,全国的主力消费人群增加了一个亿,达到了三亿人。
而全国剩下的五亿人中，约两亿多人也有了基础的工业品消费能力,起码布料、毛线、锅碗瓢盆等,这些—般工业品也能买得起了，几年调整下来,特别是单干以后,农民的收入相比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，全国六亿多农民都跟着受惠。
工业商品卖得多了，服务也得跟上,这其中商品与服务是延伸关系,过去将服务简单的理解为售后，实际远不止这些，社会的服务包含各个方面,有产品售后服务、家政服务、家教、外卖、装修、家电维修、住宿、文娱、物流等等，能够提供和拓展多样化的行业服务种类。
比如产品服务除了售后外，还有基础维修、服务多样化、升级服务等，就像你家买了收音机、电视机，要搞个东西盖一下吧,各式各样的布帘不就来了嘛,这就是多样化服务。这些服务能为社会带来大量的就业，还促进了社会整体的便利、和谐与幸福程度。
过去计划经济的思路里,这些知识根本不存在,对工业、经济、市场三方面的相互关系认识也比较单一，甚至于在现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，说发展市场那都是不正确，不符合政治的,比如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，国家必须掌握一切资源和社会生产活动及分配权。
国家让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，让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，国家发给什么，人民就用什么，任何个人实际上没有选择的权力，在这种模式下,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都单一，社会资源利用不合理，造成了大量的浪费。
现在对于这一切总理都是无比清楚的,包括现下供销社所汇报的情况由来，因此他对杜主任说道:“逢民同志啊,工商品的价格适当的下降对于全国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情,不能因为供销社短期内受到了一些损失就认为这是投机倒把,那些个体商人也没有囤货居奇、哄抬价格不是。”
杜逢民说道:“可是这么一搞,供销社的生意还怎么做?那些个体商，一个人一个门面，就能做生意,而我们供销社和国营商店要养那么多人,要发工资,要吃饭,若继续这样下去,职工的工资怕都要发不出来了。”
自1962年全国供销批发公司成立以来,供销社上下那是真的过上了好日子，1968年的巅峰时期，全年总经营额150多亿，占全国gdp的二十四分之一，利润二十多亿元，—举超过华昌集团，成为全国排名前五的超级利润企业。
其职工待遇更是好的出奇，各级干部子女、关系户，那是扎破脑袋都要进去，而去年利润一下子跌了好几个亿，并且这一情况还在持续恶化,以至于年终时福利都少了，上下因此抱怨声极大,这让谁能受得了。
总理听着对方的不满,问道:“就你们看这个事情要怎么办?”杜逢民回道:“不能再让个体商人这么将市场破坏下去了，我认为还是要回到以前的体制中去,供销社依旧负责向个体商批发，价格必须统一，不许破坏国家销售价格体系。”
总理说道:“这是你的意见，还是供销社的集体意见?”“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也是供销社的集体意见。”杜逢民说道:“去年一年就损失了近四个亿的利润,国家损失巨大啊，若不加以改变，今年国家的损失可能还会更大，两年下来，国家得损失七八个亿，甚至更多。”
总理听此,笑着问道:“逢民同志觉得这是一个经济问题,还是一个政策问题或者是政治问题?”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。”杜逢民回道:“根据1963年3月，国务院颁布的《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》,现下的这种行为严重的侵占了国家利益。”
“而1968年,对过去的这一‘暂行规定’进行了大幅修订,使得个体私商的非法经营行径越来越猖獗,所以我们向国家建议，恢复1963年的规定，严格打击个体私商的非法经营活动,保障国家利益。”
1963年的规定中，个体私商是不能进行转手批发、长途贩运的,经营活动仅限市或县内,也就说市县、县县之间都属于长途贩运抓到了就是罪。
但这里也有一个特例,同安示范市不在管控范围内,条例中是确载明不含特许经营地区，也就是同安示范市有特许经营权。全国各地的个体批发商,只要是获准从同安批发出去的商品,就可以长途贩运和销售,这也是过去同安小商品批发市场经常为了货品打架斗殴的原因。
听到杜同志如此说，总理收敛起了笑容，问道:“杜主任是怎么看待,国家允许个体商人获准从国有工厂从事订单批发经营活动的?”这一问，将杜逢民给问住了,他好一番思索后,才说道:“国家这么做是为了促进商品在全国的流通,带动国有工厂的业务增长，工商业品价格的下降也有利于老百姓,总体对国家是有利的。”
总理笑了笑说道:“你这个看法还算正确，但不全面。”说完，总理向他详细的解释了起来，一番讲述之后，杜逢民这才幌然大悟,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太多了，新经济政策的进—步推行是一方面，解放市场是一方面,推动国有、公私合营企业的发展又是一方面,还有更多的方面。
最后总理也很直接的说道:“供销社获得全国商品对个体商户的批发机制,它并不是一个长期的机制,而是一个现阶段的权宜之计，国家进行相关政策的调整，是站在了全局的高度进行的考虑,这个调整开始前,中央就已经知道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形。”
“那中央的指示是?”杜主任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
总理很干脆的说道:“机会给了你们供销社，能不能把握得住就看你们自己了，如果你们能在这场竞争中，占据一席之地,那么中央也很高兴,如果不能,那就要回到以前,供销社继续只负责三农问题，至于其它经营方面,则全面退出,将其交给市场。”
杜逢民张了张嘴,他被总理的一番话给震住了,让供销社批发公司去参与市场竞争，我的天,国有单位现在混到了要与个体商抢饭吃，国家单位的身份何在?脸面何存?明明一个政策就能解决的事，为啥要这么干，实在是太不公平、太残酷了，这可怎么办!?
他原本的想法是通过向总理汇报(告状),将新的政策扭转回来,而国家只需要一个指令，全国那些私商通通都得凉凉,到时供销社就能回到过去,继续把控全国民用工商业品批发,继续搞垄断吃独食，可现在总理根本不同意,反而告诉他，是生是死全凭自己。
当初,方叶向中央建议,利用供销社搞批发时，就已经说得很明白，它是国家现有计划体制下的一种无奈选择。
以过去国家的资源,如果向全国猛然开放,必然会造成市场混乱,到时个体商人囤居齐货、哄抬物价的问题必然发生，显然在新经济政策本身在党内就有质疑的情况下，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,必然会受到更大的抵制，因此才采用了这种保守的策略。
过去这几年,供销社对于平抑国家物价、促进社会工商业品流通方面，确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,这是没得说的,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,也出现了另外一些问题。
供销批发公司垄断经营吃独食，赚取了大量的利润,福利是一年比一年好，导致对于‘三农’问题都没有以前那么关心了，毕竟同一个体制内,搞三农的上山下乡、风吹日晒,没啥利益可赚，但是批发公司却是吃香的喝辣的，内部谁心里也不平衡。
纷纷扰扰,闹了几回,最后供销社内部雨露均沾,大家的福利待遇都增加了，当然批发公司的人福利还是要多一些。
这也导致供销社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型营利性组织,它过去的职能开始退化,讲求追求利润，内部走门路、托关系成风，从过去一个普通的中央部门，一下子变成了许多人都盯着的香钟续。
然而，作为一个国家单位，不是说不能有经营活动,而是主次要分明，供销社是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单位，负责国家‘三农’政策的宣传，其次是农资、农副产品的调配和经营,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,现在好了，变成经营性‘集团’了，这还得了。
不过,现在总理也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毕竟一个批发公司一年给国家创收二十多亿人民币,有力的支撑了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，这块肥要是直接割了,还是很不舍得的,而且还有一个问题,这么多钱让个体商赚去了，心里多少觉得哪里不痛快,这其实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问题。
革命者干了一辈子革命，结果革到现在,国家的利益开始向私人分配,这不是在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么,虽说大的方向都已经明了，国家迟早要走出这一步，但真到做的时候,还是做不到彻底的放开对私人资本的偏见，但不管怎么说,现在能允许私人建厂，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。
要知道,迈出这一步，中央上层是做出了多少的思想斗争，所谓党内无派,千奇百怪,不是上面说这样搞，就一呼百应，反对者从来都不缺少，也不是说反对的就都是‘反面’是‘坏人’，只是各自站的高层和角度不同，对于政策的看法自然也就不同。
就比如新经济政策,从1964年颁布,到了1969年才正式成为国家新政策,过去的几年里，反对者有之，支持者有之，不理解的也有之，从认识到理解需要一个过程。
而新经济政策,它所涉及或者说触及的改革方面其实并不多，计划经济体制依旧，说到底其没有达到捷克新经济政策的高度,甚至也达不到1968年苏联‘新经济体制’改革的水平，然而好处就在于，1968年苏联的这个改革提出来后,使得中国国内的争论基本平息了。
过去南斯拉夫被认为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,而捷克搞改变体制的新经济政策,结果被苏联一巴掌拍到地上，但是苏联自己也搞了，中国国内的反对者也就再也没啥话说了，这对于党内的争论平息确实是一件好事情。
漫天的鹅毛大雪簌簌而下,北京城的房顶、大地和树冠上都被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积雪，极目望去远近大大小小的烟囱滚滚白烟接天连地，让这如万物俱籁般的世界动了起来。
而从空中俯看整个中南海,除了不时有一队扛着步枪，排着整齐队列的卫兵在大雪中踏行外，同样犹如一幅静止的雪城图,古朴而又宁静。
与室外的寒冷相比,此刻的西花厅里却是城中人家—样温暖如春，以至于总理和前来汇报的供销社主任杜逢民都只穿了冬季常服，外套却是挂在了一旁。
两人相邻而座,总理的手上正握着一份文件，只听杜逢民汇报道:“1969年全年,供销社批发总公司总体销售业绩比上一年度下降了17.81%，部分地区的个别供销社出现了销售困难的情况,还有就是一些国有工厂不按双方此前约定的合同办事,推迟交货或少交货。”
“特别是春节期间，地方所属的供销社和国有商店的销售,也比往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，我们担心如果这种情况持续,今年可能还会出现进一步恶化，到时供销批发公司的业务可能将出现难以为继的情况。”
总理翻了翻文件,思索着问道:“这种情况是怎么出现的?”杜逢民回道:“主要是前年开始，允许国有企业向私营个体商人开放批发导致的。以前那些商人只能从供销批发公司进货，现在他们可以直接向国有工厂下订单,他们进来货后大肆向市场投放,不仅冲击了供销社的业务，还对市场造成了冲击。”
“根据北京、上海、沈阳、哈尔滨、南京、武汉、广州几个重点城市的供销批发总公司统计,含布料、毛线、铁锹、锄头、成衣、门锁、钮扣、缝衣针、毛衣针等再内计136种基础商品价格出现了下跌,这又使得供销社的利润减少，对我们造成了不小的冲击。”
总理目光微微一动,他立即就听明白了怎么回事，但还是问道:“是不是个体商的售卖价格比你们便宜。”
“是的。”
总理又问道:“我记得当时的政策规定，个体商在国有工厂的批发价要比你们高5%到10%甚至更多些，你们应当是有价格优势的,为什么他们卖的还会比你们便宜呢。”
杜逢民面有尴尬的回道:“总理,不一样啊，虽然个体商的批发价比供销社贵，但是销售价比供销社便宜啊，就以缝衣针为例，一包25根，工厂给借销社的出货价为二分五，全国统一零售价为八分,批发价为六分，这一价格是国家恒定的。”
“而现在个体商的一包批发价为三分,但是那些个体商卖的价格低,他们私下一包对外批发只卖五分钱,价格直接比我们便宜了一分，如果我们同样做,那么利润就没办法保证，因此根本没办法与他们比价格。”
“还有一些奸商更过分,他们将一包25根拆成20根，卖四分钱,这么一拆都不用加价，就赚了一分六厘的差价,还买一包送—根,老百姓觉得划算就去买他们的，不买供销社的，导致供销社的缝衣针都卖不出去。”
“—些个体商甚至直接搞起了批发,他们几个或一群个体商集合起来，凑成一个大订单然后向国有工厂订购，再进行分销,这又抢起了供销社的批发生意,过去从供销公司批发的一些私人商店、小摊小板也不从我们手上买了，导致现在供销社的一些生意都做不出去。”
总理微微点头:“零售比供销社便宜,批发也比供销社便宜，你们的生意做不出去也正常,这个事情你有什么好的建议?”杜逢民身形一动，立即向总理说道:“总理,这是投机倒把啊，严重的干扰了社会工商业品正常价格秩序，这种行为应当进行打击,击如果再这么搞下去，别说供销社了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国营商店也干不下去了啊。”
‘投机倒把’这—称谓早在49年或更早前就有了，但是正式确定为罪名,还是49年之时,当时的华北人民政府规定，囤积居奇为投机，玩弄价格为倒把;50年中央贸易部也做出了规定，‘买空卖空、投机倒把企图暴利者’为投机商业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投机倒把逐渐政治化，已不是简单的犯罪,而是政治罪行,因此以前个体商的批发，完全来自行供销社批发公司，国家在全国每座城市都设有供销批发总公司。
中央总供销总公司由供销社合作社总社统一管理，省设省级总公司,然后是地级和县级设批发公司，如此一来形成了中央、省地县四级管理,垄断了全国的商品批发，这可不是小生意,是一块大大的肥肉，滋滋冒油的那种。
然而自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,国有工厂正式开放五大行业民用产品个体订单以后，市场就悄悄出现了变化，但一九六八年的变化还不明显，毕竟一个新政策出来，到它被全社会接受这中间还需要一段时间。
但是从一九六九年开始，随着个体商人摸清楚了中间的门路后，情况就变得截然不同了，在他们看来,哪怕国有工厂的订购价比供销社贵,但他们依旧划得来,而且利润空间非常大。
还是以一包缝衣针举例,同样25根，个体商过去的总利润就恒定在两分钱，有些为了促销会卖得更低,甚至只有一分钱,但现在不同了，三分钱从工厂订购来,从三分到八分,这中间有五分钱的利润,换成任何一个数学计算水平正常的人，都知道该怎么做。
个体商会计算,老百姓同样会计算,你国营商店或供销社一包针卖八分，人家个体户私下批发卖六分或者五分，单售明面上也是八分，但是买一包人家送五根,你让老百姓怎么选?
那么问题来了，国有商店或者供销社降价行不行?答案是不行,因为价格是国家指定的。1957年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后，国家的商品价格是统一的,统一的批发价，统一的销售价。(各地区不同价格略有不同，但每个地区统一)在这种情况下，个体商的价格也不能随便卖，一包针国有商店价格八分，你就得卖八分，卖七分那就是犯法，但商人有商人的办法，他们为了与国有商店、供销社抢生意,我一包卖八分，但是一包赠送别人几根,这不犯法吧。
此前对于这种漏洞,供销社当然知道，不过影响不大，毕竟商人卖得再多，他们的批发货源始终在自己手中，就算自己零售少了,但是批发就找补了回来,且销售量比此前更多，不仅没啥损失反而赚得更多了，所以当然就默认了这种行为。
不过现在不同了，国有工厂开放订单后以后，个体商可以直接向工厂订购,这一下子要了供销社的老命,无论是地方供销社还是国营商店此前都是靠垄断被动销售,但人家个体商不仅主动销售,价格还便宜。
杜逢民主任是苦水一顿倒,都怪那些无恶不作的奸商的啊，是他们哄降物价，导致商品市场价格体系被破坏,供销社和地方国营商店搞得是生意都做不出去了，对于这种投机倒把、公然抢国家利润的恶劣行径，必须要坚决彻底的予以打击。
只是他的话说了半天,总理却是并没有予以支持,问题的根源在哪里,如果放在以前这恐怕确实是一个恶劣的行径，甚至要上升到国家高度进行政治打击，但是自从他认真的看完市场机制的相关经济学书藉,又与张培刚、方叶等人讨论过相关问题后，认知已经完全不同了。
问题不在于个体商人身上，只要他们不是囤货居奇、哄抬物价，那么在市场价格竞争机制下，这种情况就必然会出现，新中国刚解放那会儿，商人是哄抬物价，现在人家是哄降物价,那么问题来了，物价降低了是好是坏?
很显然,从经济的角度来说,物价在正常的价格范围内波动是正常的市场经济行为,缝衣针出厂价一包三分，个体商无论是私下非公开的五分或六分批发，虽然就法令条例上面来说确实是违令违例了，但这同样不是个体商的问题,而是过去的相关法令条例存在问题。
同时,这也在说明，过去全国国有化下的价格机制是不正常的,这个话早在两年前,方叶就向总理说过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，要么高估要么低估。
就以缝衣针来说，它的市场价格就是高估了，两分五的出厂价，全国统一销售价却是八分，其价格高于出厂价两倍有余，这个价格根本不合理，这世界上哪有200%利润率的?纯纯就不符合经济逻辑嘛。
从另一个方面说，作为—种时下的民用必须品,老百姓家里缝缝补补，针头线脑根本少不了，而在必须品上加以不合理的价格，那么这样的价格就是对老百姓的变向剥削。
这样的商品还不少，比如小号搪瓷茶缸一元一个，相当于四斤多大米，是中等农民家庭,年总收入的一到二百分之一，是一个农村劳力月开支的二到三分之一，能买二尺四寸布，够给小奶娃缝套夏衣了。
因此，以当前人民币在国内实际价值,缝衣针一包正常零售价应当在三到五分，小号搪瓷茶缸不应高于五毛，水瓶不应高于五元，普通热水瓶二到三元是合理价，但现在仍旧再卖七八元（(比此前降低了二三元)，相当于六十多斤大米，仍旧离谱。
比如，农村家庭富裕之家孩子结婚时陪嫁两个热水瓶,还得在上面绑上大红花，摆在显眼的地方,这不是来搞笑的，要知道印花的铁制热水瓶，一只十几元，高级的得到二十多，妥妥的高级工业品,不是一般人家能买得起的，至于三转—响，那是城里富裕人家才配置得起的。
只不过相比起以前,现在无论农村还是城里,这种富裕的家庭越来越了，所以市场上的零售商品和普通工业品销量比以前要好,但这不表示价格体系是合理的,相反的十分不合理。
过去两年来,国家要做的调整，就是逐步打破这种非正常的价格体系，但是直接从源头的生产物料下手显然又不合适，主要是损失太大,那么就只能引入销售市场价格竞争机制，这—做法的主要好处在于，在生产端价格相对不变的情况下，促使销售市场价格变化。
而向个体商开放国家工厂订单就是最直接的举措，将原本处于国家全面垄断的销售推向市场，由他们间进行相互竞争，这一竞争有得利方是国有工厂和老百姓，次利方是个体商，而很明显国有商店和供销社如果没有好的应对措施,那么必然会在这轮竞争中损失惨重。
除此之外，—九六九年开始,国有企业也开始要面临民营企业的竞争了，不过这个过程没有供销社来的这么迅速,毕竟现下民营企业才刚刚开始发端,生产资料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,民营企业想要对国有企业构成挑战还不现实。
一九六九年，全国新增民营企业(不含庆州地区)，共655家,全国平均三到四个县才一家，这些民营企业多数都是此前公私合营时的股东，他们手中有国家分红利息的钱，还有一部分来自于个体商爆发户，这些人完成了首轮原始积累，拥有创办企业的资金。
谁得利谁支持,谁失利谁反对,这是一个朴素的道理，总理自然也知道,但是国家政策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计较国有经营单位一时的得失,这个政策的背后更宏观的目的,是为了向全民进行一轮利益分配。
过去这个分配得利的利益主体是国家和工人阶级，城市普通居民、手工商业者、农民被完全排除在外，甚至农民是所有阶级中,被单方面收割的一方，粮食价格低、义务劳动多、工商业品消费还要被收割一轮,对于全国农民来说,其景象可谓惨绝人寰。
然而，一个现实情况是，这种收割,割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发现越来越割不动了，全国工人阶级四千多万，他们的工资水平与支出也不低,过去国家从他们身上搂钱过来发展，这使得工人阶级事实上也没多少钱可以消费，社会主要消费市场很快饱和，各种工业品卖不出去。
至于广大农民身上，那就更割不动了，农业等主要产出国家割了十几年,义务工也割了十几年，部分地区的贫穷农民变成了赤贫,一家人穿一条裤子，除了一条破命外,也没啥可割的。
光发展不分配,或者有限分配、不合理的分配，造成了国家发展出现了问题,这些年来国家大力发展工业,全国各类国有、公私合营工厂已经有29万家,全国具备一般工业品消费的人群约两亿,但平均一家工厂的产出,所销售人群不足七百人，想想有多可怕。
几年前,全国工厂还只有24万家时,方叶将计算器一按，然后递给了总理，当时将总理都给震住了。
虽说这种平均算法极不客观,但是也可窥见一斑，也就是说制造工厂太多，而销售市场太小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不是要建更多的工厂，而是要看工厂的全国分布合理性，产业的完整性以及工业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工商业品的丰富程度。
由此,方叶指出全国工业升级已经是不得不做的工作，而且发展第三产业也迫在眉睫,若将工人就业主力都放到了第二产业上，再继续这样发展下去，制造那么多东西给谁用是一个大问题。
因此过去的八年间，粮食的收购价格已经提高了三次，工人的工资水平,每年都以2%至10%在增长,过去工业重复建设的问题也提到了国家的高度,国家开展了一系列举措，一直到1969年,全国的主力消费人群增加了一个亿,达到了三亿人。
而全国剩下的五亿人中，约两亿多人也有了基础的工业品消费能力,起码布料、毛线、锅碗瓢盆等,这些—般工业品也能买得起了，几年调整下来,特别是单干以后,农民的收入相比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，全国六亿多农民都跟着受惠。
工业商品卖得多了，服务也得跟上,这其中商品与服务是延伸关系,过去将服务简单的理解为售后，实际远不止这些，社会的服务包含各个方面,有产品售后服务、家政服务、家教、外卖、装修、家电维修、住宿、文娱、物流等等，能够提供和拓展多样化的行业服务种类。
比如产品服务除了售后外，还有基础维修、服务多样化、升级服务等，就像你家买了收音机、电视机，要搞个东西盖一下吧,各式各样的布帘不就来了嘛,这就是多样化服务。这些服务能为社会带来大量的就业，还促进了社会整体的便利、和谐与幸福程度。
过去计划经济的思路里,这些知识根本不存在,对工业、经济、市场三方面的相互关系认识也比较单一，甚至于在现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，说发展市场那都是不正确，不符合政治的,比如在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，国家必须掌握一切资源和社会生产活动及分配权。
国家让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，让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，国家发给什么，人民就用什么，任何个人实际上没有选择的权力，在这种模式下,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都单一，社会资源利用不合理，造成了大量的浪费。
现在对于这一切总理都是无比清楚的,包括现下供销社所汇报的情况由来，因此他对杜主任说道:“逢民同志啊,工商品的价格适当的下降对于全国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好事情,不能因为供销社短期内受到了一些损失就认为这是投机倒把,那些个体商人也没有囤货居奇、哄抬价格不是。”
杜逢民说道:“可是这么一搞,供销社的生意还怎么做?那些个体商，一个人一个门面，就能做生意,而我们供销社和国营商店要养那么多人,要发工资,要吃饭,若继续这样下去,职工的工资怕都要发不出来了。”
自1962年全国供销批发公司成立以来,供销社上下那是真的过上了好日子，1968年的巅峰时期，全年总经营额150多亿，占全国gdp的二十四分之一，利润二十多亿元，—举超过华昌集团，成为全国排名前五的超级利润企业。
其职工待遇更是好的出奇，各级干部子女、关系户，那是扎破脑袋都要进去，而去年利润一下子跌了好几个亿，并且这一情况还在持续恶化,以至于年终时福利都少了，上下因此抱怨声极大,这让谁能受得了。
总理听着对方的不满,问道:“就你们看这个事情要怎么办?”杜逢民回道:“不能再让个体商人这么将市场破坏下去了，我认为还是要回到以前的体制中去,供销社依旧负责向个体商批发，价格必须统一，不许破坏国家销售价格体系。”
总理说道:“这是你的意见，还是供销社的集体意见?”“是我个人的意见，也是供销社的集体意见。”杜逢民说道:“去年一年就损失了近四个亿的利润,国家损失巨大啊，若不加以改变，今年国家的损失可能还会更大，两年下来，国家得损失七八个亿，甚至更多。”
总理听此,笑着问道:“逢民同志觉得这是一个经济问题,还是一个政策问题或者是政治问题?”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问题。”杜逢民回道:“根据1963年3月，国务院颁布的《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》,现下的这种行为严重的侵占了国家利益。”
“而1968年,对过去的这一‘暂行规定’进行了大幅修订,使得个体私商的非法经营行径越来越猖獗,所以我们向国家建议，恢复1963年的规定，严格打击个体私商的非法经营活动,保障国家利益。”
1963年的规定中，个体私商是不能进行转手批发、长途贩运的,经营活动仅限市或县内,也就说市县、县县之间都属于长途贩运抓到了就是罪。
但这里也有一个特例,同安示范市不在管控范围内,条例中是确载明不含特许经营地区，也就是同安示范市有特许经营权。全国各地的个体批发商,只要是获准从同安批发出去的商品,就可以长途贩运和销售,这也是过去同安小商品批发市场经常为了货品打架斗殴的原因。
听到杜同志如此说，总理收敛起了笑容，问道:“杜主任是怎么看待,国家允许个体商人获准从国有工厂从事订单批发经营活动的?”这一问，将杜逢民给问住了,他好一番思索后,才说道:“国家这么做是为了促进商品在全国的流通,带动国有工厂的业务增长，工商业品价格的下降也有利于老百姓,总体对国家是有利的。”
总理笑了笑说道:“你这个看法还算正确，但不全面。”说完，总理向他详细的解释了起来，一番讲述之后，杜逢民这才幌然大悟,这里面涉及的问题太多了，新经济政策的进—步推行是一方面，解放市场是一方面,推动国有、公私合营企业的发展又是一方面,还有更多的方面。
最后总理也很直接的说道:“供销社获得全国商品对个体商户的批发机制,它并不是一个长期的机制,而是一个现阶段的权宜之计，国家进行相关政策的调整，是站在了全局的高度进行的考虑,这个调整开始前,中央就已经知道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形。”
“那中央的指示是?”杜主任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。
总理很干脆的说道:“机会给了你们供销社，能不能把握得住就看你们自己了，如果你们能在这场竞争中，占据一席之地,那么中央也很高兴,如果不能,那就要回到以前,供销社继续只负责三农问题，至于其它经营方面,则全面退出,将其交给市场。”
杜逢民张了张嘴,他被总理的一番话给震住了,让供销社批发公司去参与市场竞争，我的天,国有单位现在混到了要与个体商抢饭吃，国家单位的身份何在?脸面何存?明明一个政策就能解决的事，为啥要这么干，实在是太不公平、太残酷了，这可怎么办!?
他原本的想法是通过向总理汇报(告状),将新的政策扭转回来,而国家只需要一个指令，全国那些私商通通都得凉凉,到时供销社就能回到过去,继续把控全国民用工商业品批发,继续搞垄断吃独食，可现在总理根本不同意,反而告诉他，是生是死全凭自己。
当初,方叶向中央建议,利用供销社搞批发时，就已经说得很明白，它是国家现有计划体制下的一种无奈选择。
以过去国家的资源,如果向全国猛然开放,必然会造成市场混乱,到时个体商人囤居齐货、哄抬物价的问题必然发生，显然在新经济政策本身在党内就有质疑的情况下，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,必然会受到更大的抵制，因此才采用了这种保守的策略。
过去这几年,供销社对于平抑国家物价、促进社会工商业品流通方面，确实做出了不小的贡献,这是没得说的,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,也出现了另外一些问题。
供销批发公司垄断经营吃独食，赚取了大量的利润,福利是一年比一年好，导致对于‘三农’问题都没有以前那么关心了，毕竟同一个体制内,搞三农的上山下乡、风吹日晒,没啥利益可赚，但是批发公司却是吃香的喝辣的，内部谁心里也不平衡。
纷纷扰扰,闹了几回,最后供销社内部雨露均沾,大家的福利待遇都增加了，当然批发公司的人福利还是要多一些。
这也导致供销社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型营利性组织,它过去的职能开始退化,讲求追求利润，内部走门路、托关系成风，从过去一个普通的中央部门，一下子变成了许多人都盯着的香钟续。
然而，作为一个国家单位，不是说不能有经营活动,而是主次要分明，供销社是国家农业发展的重要组成单位，负责国家‘三农’政策的宣传，其次是农资、农副产品的调配和经营,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,现在好了，变成经营性‘集团’了，这还得了。
不过,现在总理也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毕竟一个批发公司一年给国家创收二十多亿人民币,有力的支撑了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，这块肥要是直接割了,还是很不舍得的,而且还有一个问题,这么多钱让个体商赚去了，心里多少觉得哪里不痛快,这其实是长久以来形成的思维惯性问题。
革命者干了一辈子革命，结果革到现在,国家的利益开始向私人分配,这不是在鼓励私人资本的发展么,虽说大的方向都已经明了，国家迟早要走出这一步，但真到做的时候,还是做不到彻底的放开对私人资本的偏见，但不管怎么说,现在能允许私人建厂，这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。
要知道,迈出这一步，中央上层是做出了多少的思想斗争，所谓党内无派,千奇百怪,不是上面说这样搞，就一呼百应，反对者从来都不缺少，也不是说反对的就都是‘反面’是‘坏人’，只是各自站的高层和角度不同，对于政策的看法自然也就不同。
就比如新经济政策,从1964年颁布,到了1969年才正式成为国家新政策,过去的几年里，反对者有之，支持者有之，不理解的也有之，从认识到理解需要一个过程。
而新经济政策,它所涉及或者说触及的改革方面其实并不多，计划经济体制依旧，说到底其没有达到捷克新经济政策的高度,甚至也达不到1968年苏联‘新经济体制’改革的水平，然而好处就在于，1968年苏联的这个改革提出来后,使得中国国内的争论基本平息了。
过去南斯拉夫被认为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,而捷克搞改变体制的新经济政策,结果被苏联一巴掌拍到地上，但是苏联自己也搞了，中国国内的反对者也就再也没啥话说了，这对于党内的争论平息确实是一件好事情。